明日下午6点在北电放我的新片《无穷动》。非常想请你来看。  宁瀛

 

2003年，当时有出版社找我做一本关于宁瀛导演的书，和她有过一次充分的聊天。我也在那个时间内重新观看了她的故事片片《找乐》《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和她刚刚完成的纪录片《希望之旅》。《希望之旅》可能是近5年里看到的最好的纪录片之一。有机会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无穷动》是近期的电影话题，明天看了一定要好好写写感受，同时也可以完成《京华时报》的电影专栏。

哥哥，当你成为灯塔照亮别人的时候，我希望我是你的阳光。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温暖，我也要让你感觉到，新的一天，祝你开心！你的宝宝

 

一条是著名的性学专家方刚先生发给我的，因为在空中网聊天之后当时有人在诋毁我。

方刚先生是这样说的：

非常理解您的感受，我觉得您那天的发言非常好！我们无法改变所有人的观念，由他去吧。

　　章：八八年。八六年我没法考，因为外语一塌糊涂，后来的两年一直在搞外语。

　　程：你的父母还管你吗？

　　章：其实他们一直都管不住我。

　　程：你在研究生的三年中学习如何？

　　章：到电影学院之前，电影的观念已经形成了，到电影学院只是解决操作的问题。我记得我的导师王心语对我很担心，因为我很内向。我们每个星期在一起看一部片子，看完之后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我感觉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他觉得我应该到一个电影的环境里去，他通过关系让我到潇湘厂的剧组做前期的准备，我很不习惯副导演的那种生活。剧组的整个状态和我的感觉风马牛不相及，我想拍电影如果是这个样子，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了。但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不会像他们这么做的。我就离开了这个剧组。
　　程：你第一次正式做导演是什么时候？

　　章：九○年，跟我老师拍单本剧，他让我做导演，其实都是他在控制，他确实想把我培养出来。拍戏的时候，我和他住一个房间，他每天回去得比较早，都会帮我放好洗澡水。

　　程：这次拍戏对你有什么意义？

　　章：我知道了现场是怎么一回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中间有一场戏公安人员抓赌搏的人，老师让我想该怎么拍，并让我晚上看他怎么拍。导师让演赌徒的人顺墙站一排，公安人员逐一从上到下搜身，我忽然明白了，这就是场面调度。这就让我对时空的想像和实际操作联系起来了。那一刻明白了电影是怎么一回事情，让我很振奋。九一年毕业之后，我觉得不能靠老师了，要靠自己干些什么事情。我和几个同学有一天翻《中国青年报》，看到一个报道，有个青年得白血病去世了，他的事情让我觉得可以拍。

　　程：就是你后来拍的《为了聚会的告别》。

　　章：我写了剧本，然后和两个同学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中科院谈合作。我还请了文学系的马修雯老师帮忙，马老师是个很容易和别人熟悉起来的人。我们就一起去中科院和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他们也认为这个剧本很好，后来就拍了，拿了飞天奖。

　　程：你拍《巫山云雨》是个偶然还是必然。

　　章：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从海南做生意回来，其实好久都没有联系了。我对电影的痴迷在大学时是非常有名的。当时我们一起看谢飞的《火娃》，他们都中途退场了，只有我坚持把它看完，就落了个外号叫"火娃"。

　　程：是先找到投资再确定内容的吗？

　　章：我的那个同学对我说："你现在想做导演，我有那个能力。"他并不管我拍什么。后来我请过刘恒和余华，我想给投资方一个保证，让老板对这个事下决心。我从小学到大学都非常关注小说，这几年淡了一些。后来老板说你只要找一个和你感觉相投的作家就行了。我看过朱文的小说，觉得他的感觉很好，我通过韩东找到了朱文，朱文很有兴趣。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巫山。九五年春节朱文在我家过的年，我们一直在谈。当时我看到一个小册子《在期待之中》，我和朱文讲我们就是要搞这个东西。我给朱文讲信号台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主人公麦强。陈青这个角色是朱文一个小说里的人物，但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但感觉还是那样的感觉，麦强和陈青是江两岸遥相呼应的两个人物。

　　程：那个警察是怎么出现的？

　　章：我回到巫山，母亲送给我一枚金戒指，我戴在手上，和朱文到处找当地人聊天。在奉节路过一个金铺，一位老师傅问我要不要打戒指，告诉我们戒指怎么打。后来影片中的人物就是请他演的，对白也都是他的原话。这让我们感觉应该有个人来打戒指，就是那个警察，他一出场就是要结婚。因为麦强是一个很抽象的人物，他离现实生活比较远，影片中需要一个距现实生活很近的人。麦强和警察是社会生活之外与之内的递进，就像一个梦境里的东西和现实里的东西。在我的新片《秘语拾柒小时》里也有类似的氛围。我们差不多做了一个月的谈话，后来我借了巫山县城里惟一的一台电脑给朱文，是PC286。一个月后，我们带剧本回北京。本子被青年电影制片厂否定了。后来到了北影，正好田壮壮在负责剧本，他说没有问题。我担心夜长梦多，有一天看电影碰到了张献民，我说你来演吧，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出发了，出发前一天我在北太平庄碰到了钟萍，我们站在大街上决定了她来演陈青。

　　章：我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双子座的。我的电影也是这样的。

　　程：思想家伯林说过他就喜欢生活在生活的表层，但实际上他又是一个思想很深邃的人。

　　章：我喜欢那种没有世故的肤浅，或者非常难懂的东西，比如大学时看海德格尔的书。程：我看那种非常肤浅的电影或很深邃的电影都不会睡着，就怕看那种中庸的影片。

　　章：我喜欢两个极端。前些时候又看了几遍费穆的《小城之春》，发现里面有很肤浅的东西，同时也有让你说不出来的很深奥的东西，这两方面完全相反，但我都很喜欢。作品跟个人的性格很有关系。

　　程：《巫山云雨》真的有点奇怪，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太接受它，时间久了，反而喜欢它、议论它的人多起来了，影片也是越琢磨越有味道。里面的人物，如同你所说的，在生活之中的，或者游离在生活之外的，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更有意义。当时你是想到这些么？

　　章：这样拍《巫山云雨》，只是觉得电影不应该像以前那么拍。它应该是个人的理想，把它当成理想那么拍。但因为我双重性格的原因，给我的片子带来许多好的方面，也造成很多缺憾。

　　程：1995年夏天，参加完高考之后，我去巫山，探望正在那里拍摄《巫山云雨》的张献民(饰麦强)和你。当天晚上，我在巫山电影院观看了从北京带回来的部分洗印好的样片，由于不知道影片要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也没有对白，我看得一头雾水。半年之后，我在电影学院看到了完整的《巫山云雨》，我当即就被这部具有魔幻色彩而又异常真实的影片给震撼了，我身边的好多同学却都看得稀里糊涂。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曾经让我激动不已的《巫山云雨》，通过民间的传播，看到的人在逐渐增加，当时不能理解这部影片的观众也开始全面地接受它。

　　章：也许他们看之前没有心理准备，影片超出了他们的审美经验。片子违反了一些电影常规，在初审的时候就被骂了一通，好像他们被愚弄了似的，说男女主角在电影结尾才见面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程：《巫山云雨》的结构很新颖，三个段落，似乎各不相干，其实又有联系。

　　章：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1995年，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不同地区的新导演，三十多岁的，拍出一批都是这样分几段的影片。实际上他们互不认识，从来也没有沟通过。但结构似乎都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程：这很值得研究。1996年获金狮奖的《暴雨将至》也是三段式。还有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原来也是三段式的。《堕落天使》是其中的一部分，太长，变成了两部影片。

　　章：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在关注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个背后，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原因。主要原因是这个世界不太像过去的世界了。在以前，大家可以关注同一个事情。中国比较明显，一部小说出来全国人民都看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出来大家都看这部电影，谈论这部电影。实际上，这几年这种情况已不再重复了。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人们越来越分成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类别，他们关心的事情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导演想要表现这样一种状态，即某种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也许他不一定是很理智的，可能是下意识地去表现。社会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厉害。随着多媒体的介入，会越来越厉害。因为今后我不用出门，就可由我自己选择来看什么。不用电视台为我选，为我提供什么节目。我专选我要看的东西。我可以只看这一类电影，就选一类，别的我可以不接受，也不去想它。可能人在这种非常先进、高科技的情况下，相对越来越平面化。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整个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我想对中国的电影会有很深的影响。
　　黄：《巫山云雨》里有一个警察吴刚，你认为他跟《民警故事》的警察是一样的吗？

　　章：我觉得《民警故事》跟我的影片完全不一样。我这个比它主观多了。吴刚作为一个警察并不重要，麦强作为一个航道工也不重要，陈青作为一个旅馆服务员也不重要。他们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惟一强调的。这个身份代表很多人，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光有这个题材、这个想法还是很浅的东西。关键是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电影很多年来一直在变的就是表达方式。

　　黄：你认为怎么说更重要？

　　章：电影形态的变化，包括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在里面，不存在纯粹的形式。表达方式的重要是指创作者站在什么角度，想表现什么。这个影片超出了形式的范畴，还是作为一种形态出现。形态本身带有美学的含义在里边。美学的含义在于它对生活有一种观照。生活本身给你回馈了什么，这些因素都在里边，所以绝对不是个形式、结构的问题。这个东西本身包含着一种观点。而观点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生活给你的触动。

　　程：麦强和陈青最后才同时出现。其实很可能两个人一直都是不知道的，或者说见过，但是并不相识。只是因为某一个原因才有了相遇的可能。
　　章：对。我觉得这里面还同时包含着巨大的悲哀。也许跟我们很相似的人或者有共同愿望的人就是这样隔着一层纸，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也没有交流。生活本身好像是越来越各不相干，但实际上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

　　程：这很可怕，人们变得越来越不相干。

　　章：但这只是概括这一点。生活本身要比这个纷乱、复杂很多。因为每部电影都要对生活有所概括，一概括你就在找那个东西。你看安东尼奥尼的《奇遇》，当时正统的电影，主流的电影故事都是完整的，但《奇遇》没有那样去做。比如说麦总是梦见一个女人。陈青老觉得有人在叫她，也没有说明谁在叫她。你要说明了就没有意思，你就感觉到我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应该超乎直觉之外的意思，要由你在拍摄的时候完成。有些东西写剧本的时候不能去规定它。

　　程：《巫山云雨》的故事刚好发生在一个即将淹没的地方，使这个故事本身具有一种压力。
　　章：对。这个是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整个电影被控制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地方要消失了，不存在了，强调这一点，通过一些电影的手段。

　　程：并不是想去表现什么三峡工程。

　　章：对，这个跟三峡工程本身是没有什么联系的。这是一个前提。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对理解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非常有帮助。

　　黄：你的电影才华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肯定也得到了国内影坛的冷淡。大家都在说，你在拍完这部处女作后六年来就销声匿迹了。

　　章：这几年东跑西跑的，拍了一些电视。为电影频道拍了几部电视电影，其中有程青松编剧的《晚安·重庆》，拍了12天。

　　黄：为什么没有拍电影？

　　章：其实我一直在做电影剧本，也一直在等待。

　　程：好像让大家等得太久了。你说说《秘语拾柒小时》吧。
　　章：《秘语拾柒小时》开始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是想拍成很宽广的环境，人物小小的那种，象《韩熙载夜宴图》，我还和摄影徐伟聊过，但开拍前这个想法完全消失了。现在看片子，景别小，动作很具体，其实这些具体的东西我原来认为都不重要，我不知道原意怎么都遗失掉了！

　　程：你认为是什么造成的？

　　章：我的性格。可能是剧组肤浅的生活，大家玩在一起了。(笑)拍摄期间河水经常涨落，搞得我们狼狈不堪也是原因之一。还有光线、背景和船的声音，拍摄现场总是担心这些技术的东西！在没有看到样片之前，会特别担心，怕戏不连接。

　　程：你本来是想拍一部恐怖片的，剧本没通过，改成了现在这样的一部所谓的爱情片，有没有受到伤害的地方？

　　章：影片原来重要的一条线，就是警察带"枪"的戏被完全剪掉了，那张让大家互相猜忌的纸条就变得突出了。其实，人死不死没多大关系，死是很抽象的。人活着不是跟死人一样么，你是想像自己活着。这些意思现在看来在影片中很隐晦。纸条是河边玩的人无所事事搞出来的，对警察来讲，这些来旅游的人，他们那种无所事事代表一种自由的生活，和他们在一起他很愉快，回家反而不愉快。这就是你的不愉快可以成为别人的快乐。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但我觉得是个很有深意的问题。不知道观众看不看得出来，这得使劲看。可谁也没有办法让观众使劲看它。

　　黄：很多人都是带着对《巫山云雨》的期待来看的。

　　章：还有一个问题，看之前问是不是恐怖片？是。于是，大家就延着这个思路看下去，就会觉得不对。其实重心从看之前就完全偏移了，变成风马牛不相及了。

　　黄：做宣传的时候不能打恐怖片的牌子。这个片子和《巫山云雨》间隔时间太长了。

　　章：六年，真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章明：电影陪我度过漫漫长夜

　　对话者：章明

　　程青松 黄鸥

　　程：一个人的创作和他的出生以及经历都是分不开的，你是出生在重庆东部的巫山吗？

　　章：不，我出生在一个更穷的地方，城口。我的父母很革命，他们师范毕业以后特别有理想、特别热血，觉得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是在那边生的。长大以后一直想回去看，年年想去。我对城口没有印象。父母调到巫山的时候我一岁多，有一点点印象是从城口到巫山，父亲挑着箩筐，箩筐里一边是我，一边是我哥，走了一百多公里才会有车。途中下暴雨，一家人找个地方躲雨。我总是能回忆起双手抓着箩筐的绳子，在里面一颠一颠的情景。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巫山上幼儿园，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画画，老师批评了我。后来过年的时候老师到我家去玩，和我父母聊天，我妈妈搂着我，不知为什么，我上去打了老师一巴掌。为此，我父亲用鸡毛掸子打了我一顿。到十几岁，碰到那个老师，他还要提这件事。说我小时候有点儿怪。

　　程："文革"期间你的学习有没有中断过？

　　章：小时候，有几年我和我妈妈住在巫山河对面的农村小学里，她是老师嘛。我记得那个小学校在庙里面。学校五个年轻的女教师，只有校长是个男的。当时我五岁。我上学很早。那是个夏天，她们穿了很少的衣服，坐在院子里聊天，突然她们都进屋子去穿得很整齐，我一看，是校长来了。我印象中校长很少说话。有一天，突然听说有人自杀了，大家去看，是校长。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时是"文革"初期，他很恐惧，因为出身不好，恐惧成为历史反革命。校长的尸体停在庙后面一个像祠堂的地方，晚上女老师让我去把那个小门关上，因为只有我一个男人了。她们比我恐惧。

　　黄：你不害怕？

　　章：不怕。我记得煤油灯的灯光照在校长尸体上，那是我儿时印象极其深刻的为数不多的画面。也许后来想拍恐怖片和这个有关。

　　程：你的《巫山云雨》和《秘语拾柒小时》都有长江对岸的故事，是不是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章：是下意识的吧。

　　黄：在《巫山云雨》里，你让那个叫丽丽的女孩儿朝着大轮船挥手。

　　章：我记得小时候住的房子的窗户很高，我每天踩着东西扶着窗子向外看，窗子就像个电影画面，方方的。外面就是长江，有时候会有船经过，要看到一艘船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客船三天才有一班，客船更有意思，有人站在上面，觉得它像一个城市就那么缓缓地流过去了。
　　程：你妈妈是老师，你读书很早吧？

　　章：我在上学前就写毛笔字了，但那些字我都不认识。

　　黄：你父亲呢？跟你妈妈不在一个学校吗？

　　章：九岁之前我对父亲的印象都不深，他在对岸的城里，跟我奶奶、我哥他们在一起。我和我妈妈在乡下的小学校。很奇怪，那时候，我父母他们并不是经常见面，其实只隔了一条江。我朦朦胧胧地记得有天夜里我父亲坐竹筏子过来，第二天一早又走了。

　　程：后来回到城里是什么感觉？

　　章：九岁回到城里，很不适应。在乡下和乡下的孩子玩得很好，用泥巴做枪，钻山洞呀，去河沟里洗澡，还差点被淹死。有些场景特别像鲁迅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石头缝里面真是有无穷的奥秘，像蛇下的蛋和小虫子，我都去看。山上还有很多坟地……

　　程：你不害怕吗？

　　章：不害怕。刚才说到，小学校长死后，女教师下了课，要去家访，黄昏出发，回来时肯定天黑了，她们都带着我去，壮胆，路上还要经过坟地。有次我记得看到坟地的鬼火，就是磷火，她们吓得抱成一团。进城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惟一值得得意的是有些女同学请我替她们完成画画作业。我心里挺得意，但是也不表露出来。那个时候，班上有县委书记、武装部长的女儿，感觉自己和她们的差距很大。

　　程：你在乡下打了绘画的基础。乡下有书看吗？

　　章：在乡下的时候，有户农民家的窗子上摆了很多的小说，《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和赵树理的小说，放在木格子中间，我每次都去换一本。大概八岁吧，认的字足够用了。

　　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和当时看到的别的小说完全不一样，是说两个人要结婚，男的带女的去买家具，是三十年代南方的故事，可能是《三家巷》。

　　程：隐约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别的事情。

　　章：应该是这样。《水浒传》和《西游记》是进城后听我的一个伯伯讲的，他是"右派"，"文革"期间我们家不敢和他来往，他靠每天挑石灰和搓麻绳生存。因为他，我初中时要求入团都入不了。只是当时我负责全校的黑板报，女孩子才对我刮目相看。加上我的作文好，经常会拿到全班、全年级念，就这两项是我觉得做人能做下去的理由，否则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打架的话，我身体瘦弱打不过人家的。

　　黄：你的数学怎么样？

　　章：我的数学一直不好，但是几何不错，是全班最好的，我图形画得好。初中的物理、化学挺好，但到了高中，它们和数学结合紧密了，我马上就不行了。当时的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文革"期间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像一部电影，像《现代启示录》。九岁之前的一个暑假，我们比较穷的一帮孩子在河边玩，我说的比较穷就是指人家下雨能打伞我们只能戴斗笠，那时的地位是很卑微的，和打伞的没法儿比。我姐姐当时十三四岁，我记得父母为了给她买一件涤卡布料的衬衣，商量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终于决定给她买了那件衣服。因此我们这些穷孩子就到河边挑小石头卖钱，一天大约可以挣一毛钱。有一天在河边，突然飞来一架直升飞机，飞得很低，军绿色的，哇，从来没见过飞机，全城人都涌向河边。就像我现在要是看到飞碟的感觉。突然飞机上的人把门打开，往下发红色的传单，大家抢着去拣，一看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是"文革"中期的事情，刚才说的校长死是"文革"初期。我对武斗的印象也很深，有一天来了几百个穿着整齐的青壮年农民驻进学校，学校立刻就停课了。三天后的清晨，我被巨大的嘈杂声吵醒，所有农民都在砸桌椅，只要桌子腿，然后就都冲去出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十几天后，又一帮人扎着红袖标，扛着重机枪，排队游行，打着标语"保卫巫山"。后来口号又换了，要打云阳，全城欢送这些文攻武卫的人。

　　程：我家就在云阳，要打我们家那里？

　　章：全城的人都到河边送他们去打云阳。过了几个月，还是半年，那些人死的死，伤的伤，就回来了。

　　黄：你上大学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巫山吗？

　　章：我母亲的家在万县，当时去趟万县，比现在出国还兴奋。万县是我见到的最大的城市，那里有教堂。万县的二马路简直就是纽约或者东京。

　　黄：从巫山过去要多少时间？

　　章：当时我母亲要赚好几年的钱才能到万县看我外婆，我很小是免票，我姐姐是半票。一个是万县的教堂，一个是吃豆腐脑儿，给我印象最深。十四岁我初中毕业，假期打工，我爸爸介绍我到一个学校的工地当小工，帮砌墙的师傅搬石头。我干了整整一个假期，赚了十几块钱，就够去万县来回的船票了，我就和妈妈一起去了万县。

　　程：你高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是想考大学？

　　章：高中就是1979年以后了，我觉得乏善可陈。初中更有意思，不怎么上学，学农嘛。

　　黄：摘蓖麻。

　　程：全国都摘蓖麻，我们南方摘蓖麻，你们北方也摘蓖麻，真是大一统啊。

　　章：还有间苗、送肥料。到山上开荒，挑粪。你想那个粪得值多少钱？我们挑几十里路啊，附近都是荒地。我记得1976年夏天，我们正往山上送肥料，高音喇叭里放哀乐，黄昏从山上下来，得知是毛泽东去世了。本来很疲惫的，一下子觉得更沉重了，中国出了件大事。回到城里，看到很多人红肿着眼睛，开始布置纪念的地方，有些人已经戴上了白花和黑纱。全城的气氛一下子变了。

　　程：我对1976年也有很深的印象。后来一想，其实是感觉一个时代要结束了。我还记得很快就恢复高考了，那时你也上高中了。

　　章：高中真是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学习。相比起来，初中有件事情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班里搞帮派，打架行的才是孩子王，写字画画好没用，我是很孤立的，只有两个孩子和我玩。到了快毕业的时候，那些孩子全部"叛变"到我这边来了，因为我写了个剧本《南海歼敌》。学校离城里远，中午都不回家，我组织他们排练，当时不和女孩子玩，男女划清界限，我写的角色全部是男生。那个时候连海的照片都没有见过，特别想见见大海，所以写《南海歼敌》。当时学校很时兴演戏，文工团也在演样板戏，像《红色娘子军》这种。文艺轻骑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我组织我们班同学每天中午玩这种东西，到农民的晒坝上排练，我设计了很多武打和空翻的东西。刚好学校有了个新的礼堂，我们决定在礼堂演出。礼堂没有幕布，可我设计了很多场景的转换，没有幕布是不行的。老师让同学们回家凑布票，凑不出那么多，最后没有演成，流产了。

　　程：就像《巫山云雨》没有公演。

　　章：我后来一直想把这个剧本找出来看，但是找不到了。我爱好电影就是那个年龄的延续。

　　程：是对叙事的渴望？

　　章：只是觉得好玩。因为学习没有乐趣，当时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扎针灸。上学学扎针灸，我发现针从虎口这个地方刺下去，一直刺穿手掌，一点儿都不疼，很有意思，这也成为考验每一个男孩有没有勇气的方式。

　　程：当时有电影看吗？

　　章：很少，只有样板戏。

　　黄：你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章：纪录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每天都去看。看了十几遍，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把防护衣脱下来，翻过来倒汗水，衣服里的汗水足足倒了一脸盆。第一个故事片看的应该是《红灯记》。

　　黄：看的是露天电影吗？

　　章：不是，是电影院里，全城的人都围在电影院门口，为了搞到一张电影票。当时我有一张下半夜的《红灯记》的票，是24小时轮放。我抱着非常大的期望去看，但普通话真的是听不太懂，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后来朝鲜电影、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多了，《多瑙河之波》是最好的。这都是初中时候的事，高中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件是毛泽东去世，另一件是我同学的哥哥被判死刑的事情。我同学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偷偷地研究托尔斯泰的小说，成立了托尔斯泰研究小组。其实还包括研究其他的苏联小说，自己觉得很神圣。他们几个人不在一个城市住，经常写信，谈论到小说中的很多事情和现实生活的关联，结果这些信都被公安机关截获了。我同学的哥哥是组织者，被公安机关说成是反革命小组的头儿。当时反革命的首犯都是要被枪毙的，每年巫山都会枪毙这样的人。他就被关起来了，等着秋立决。和他关在一起的另一个人是鸡奸犯，当时不懂，后来才知道就是同性恋。那个鸡奸犯判得很轻，但我同学的哥哥判的是死刑。没想到赶上1975年邓小平上台，政策又变了，说就是研究文学嘛，没什么。但是抓他的人正好是我们班一个女同学的父亲，是武装部的。这件事情让我心里很矛盾，我同学的哥哥是我很崇敬的人，但这个女孩又是我很喜欢的。我很迷惑，正义到底在哪边，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

　　程：我知道，你发生混乱了。需要判断，需要选择。

　　章：那是一个很迷茫的年代。我同学的哥哥十年之后才给他平反，但他这一辈子因为这件事情就完蛋了。他再也不愿意提这件事情，找了个重庆的老婆，调到重庆去了。我的那个同学当时是理科学得最好的，经过了他哥哥的事情，后来他精神不正常了。

　　黄：你和那个女孩后来有什么发展吗？
　　章：没有，我都没跟她正面说过话，我一直是这样的，到大学都如此。我恋爱谈得比较晚，大约在23岁吧。可我明白这些事情很早，五六岁就明白了。看来是明白这些事情太早，想象得太多，心里障碍就越大。

　　程：我知道你考的是美术系，你上大学时的兴趣也都在绘画上吗？

　　章：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写过电影。因为这个事情，父母和我闹翻，班主任和我闹翻。

　　程：写的什么？

　　章：当时巫山城里有很多弃婴，有一些女人去刮娃娃，就是到医院去做流产。如果你从医院出来，全城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当时巫山的"一枝花"，她父亲陪她去刮娃娃，出来后全城的人都夹道相迎，那个场面……

　　程：触目惊心啊。

　　章：当时的人们没有新闻，可想而知人们的生活是多么贫乏，有一点儿事情就会满城风雨。她爸爸就那么背着她，从全城人的面前走回家。我去年回家过年还看到那个女孩，现在大概四十多岁了吧，开了一个发廊。我当时写的电影剧本，写一个外地的男青年拣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他带着小孩上了船，遇到一个好心的女青年帮他照顾孩子。他们两个人带着这个小孩一路旅行。我拿这个剧本到处去投稿，所有的电影杂志都给我回信说，你这个不能拍。我写的东西被父母发现了，他们非常为我担心，因为我哥哥姐姐都被耽误了，弟弟又小，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怕我考不上大学。但是，肯定我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数学老师发现我在数学书上画得乱七八糟，告诉了班主任，我被当成坏典型，在全校名誉扫地。当时是讲"科学的春天"，我等于是不尊重数学老师，不学数理化。

　　程：那么到大学以后，你对电影的兴趣就公开了？

　　章：我从巫山考到重庆，才17岁。轮船上的风很大，面向未来，那是一段愉快的航程。到了大学，图书馆里电影类型的书并不多，只找到四到五本，都是苏联的，还有一些电影杂志。第一个看的电影方面的书是一本小册子《墨西哥万岁》，那些剧照让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对电影的想法。我后来又写了一个剧本，关于越战的，还有科幻的东西，我在里面发明了一种阅报机，打开来可以看到当天的报纸。

　　黄：挺像现在电脑上网。

　　章：在大学里我很活跃，写理论文章，和一些社团办地下刊物，办画展，差点儿被开除。我们还组织选举，搞这种风起云涌的事情。主要是看到美国总统的选举，里根当总统的那几年，中国也开始搞选举。我们终于可以自己选学生会主席了，觉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干得轰轰烈烈的。当时还不够开放，我们学油画的要求画人体，就被学校打入黑名单，七八级的是最坏的一帮人嘛。(笑)

　　程：你毕业后又被分回了巫山？

　　章：对。我的父母和亲戚们听到这个消息受到很大打击，他们觉得从小地方到了大城市，结果又回来了，一切还是没有改变，那真是命运。我在巫山又当了五六年的老师。我的一个同学被分到自贡电视台，我常过去玩，给他们免费帮忙。

 　　程青松

 

　　我的父亲程纪仁先生是大学中文教授，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老师，他告诉我，我小时侯认识的第一个字是“人”字。我想，从小时候我就对“人”充满了好奇。

　　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春苗》是父亲带我去的，是在电影院的放映室，幼小的我觉得银
幕好远好远。那个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在1986年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在电影院一呆就是七年。放映机前忽闪忽闪的光影陪伴我度过了漫长而又沉寂的岁月。年轻的我疯狂地写着小说，期待不一样的日子的到来，尤其是1990年的严冬，如果没有我的母亲刘尚珍，我的老师艾小元的支持，或许我已经放弃了生命。而那些日子里，另外一些年轻的人跟我一样都在经历着自己不同的人生。等待，绝望，再等待，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2001年3月，应李宏杰的邀请，我开始在《通俗歌曲中国摇滚第一刊》开“独立时代”专栏。通过和独立电影导演的对话，我开始梳理这些新导演的电影创作历史。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肯定。没有这个刊物，和编辑李宏杰的支持，我想，也不会有现在的这本书的构想。

　　我还记得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到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的情形，我充满了一种不安的震动。为什么不安？是因为它的尖锐；为什么会震动？那是因为我在他的电影中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真实面孔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对着镜头长久地凝视，让我想起了我童年在嘉陵江边看河流远去的情形，当然我不仅仅看见有人，还有河床两边白茫茫的芦苇。

　　后来我看到了更多的影片，看到了《小武》、《苏州河》、《儿子》、《东宫西宫》、《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极度寒冷》、《安阳婴儿》、《鬼子来了》、《站台》，看到了更多打动我的面孔。尽管有很多影片是以“手抄”或者“地下”的形式看到的。章明、姜文、张元、王超、路学长、娄烨、王小帅、贾樟柯以及本书中收入的其他导演，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是属于有“我”的记忆的生在1961—1970这个时期的一代人。我并不喜欢“一代人”这个称谓，不喜欢把大家捆绑在一起，因为大家有太多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的职业都是电影，可是每个人电影又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开始用“我”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人。

　　1995年，我在上海的《电视电影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生于1966》，唐明生主编在一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它并及时的推出。然后我带着小说来到北京，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我的小说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主考官同时也是我大学四年的主任教员夏汉碧老师力排众议录取了我。考试的时候，我借住在师兄邱泳波的宿舍，我的考试过程，则被他的同学贾樟柯和顾峥用摄象机记录了下来。我没想到几年后贾樟柯会成为新一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那个炎热的夏天，高考结束之后，我还去巫山的《巫山云雨》拍摄现场拜访了导演章明和主演张献民。那年夏天，我发现自己离电影很近。在我曾经沉沦的生命里，有很多人一起伸手打捞了我。

　　2001年11月，就在我开始和黄鸥一起做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恩师夏老师离开了我们。在我上学的四年过程当中，夏老师对我的要求是全班最严的，很少给我高分。我知道，她对我有很多的期待。而我的毕业剧本《生于1966》最终得到了她的肯定。我永远记得最后一次见夏老师的情形，我把自己写的第一本书《国外后现代电影》送给她，那时她大病初愈，她收下了我的书，安详地看着我，久久不语。我没想到，那竟然是我和夏老师的最后一面！

　　夏老师的离去，让我很长时间不能从悲伤中恢复。2001年12月1日，我和黄鸥开始了了我们的访问工作，第一个和我们对话是贾樟柯，选择他作为开始是因为他也是夏老师的学生，夏老师也很喜欢他和他的电影。我希望这本书是献给夏老师的，希望她在天堂那边，快乐，安详如初。

　　2002年大年初二，在姜文家，喝着下午茶，我们做完了这本书最后的对话，姜文拿出《鬼子来了》从没发表的一大本剧照和工作照，从里面，黄鸥挑选了9张。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聊着很多跟电影无关的话题。从姜文家出来，外面也很暖和。春天已经来了，我们感觉到这本书即将要诞生了。

　　电影是世界语吗？我经常对我自己持有这样的看法表示怀疑。有没有一些只是关于我们的记忆和现实的隐秘故事？惟有你才能体会我全部的忧伤和欢乐；电影无界限吗？我也一直在找寻它的意义。我们是否能够越过冰冷的时光之河，共同沐浴片刻的阳光和温暖？等我们和影象一同消逝，世界也不复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的温度和变化，我想这本书是跟电影有关的，它感性地讲述着当代中国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可更多的内容是电影之外的。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只是一个面对世界的态度或者方式，在这些不容忽视的电影里，你能听到我的呼吸，看到人的面孔。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那些在电影之外的，生命最初的唏嘘、欢笑，感动和痛楚，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聚集在这里……

 

　　2002/2/25于北京知春路

 

 　　序言

　　(英)汤尼-雷恩(Tony Rayns)

 

　　翻译：李搏 
　　校对：张献民

 

　　中国电影史上被称为"第五代"的一章的开幕和尾声都略显匆忙。它大约持续了4年，从1984年的《黄土地》和《一个和八个》到1987年的《孩子王》以及《红高粱》。当然，在随后的几年里仍然有一些被冠以"第五代"的导演继续拍摄出更多优秀、甚至是有趣的影片，例如田壮壮的《蓝风筝》就是一部典型的"第五代"影片。但是很明显，1989年春天之后，"第五代"独特的风格和特殊的题材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有所减弱。

　　这种风格影响部分体现在它带回了一些曾经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从中国电影中消失的传统视觉表现手法，并且重新引入了多种艺术加工的含混或开放--这是更早以前中国电影失落的传统手法。其题材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生活体验的挖掘上。当电影人的将自己头脑中的这个题材的内容(以及他们对国家状态的结论)发掘殆尽的时候，"第五代"就完满的终止了。

　　通过另外一种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中国发展的变动年代，这些电影引发了一些问题：要产生一种真的"新浪潮"会付出什么代价？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电影制作才能产生真正的"新"电影？或许这正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即使难看到这些影片，大家也知道1989年以来中国的电影工业的生命力来源于数目很大的一些年轻的电影电视制作人，他们中很多人被迫在国家电影体系之外工作。(他们并非主动这样选择，有一些最近回到电影事业中来，但是很多人乐于保持独立。)新一代之兴起恰好与电影工业痛苦而缓慢的衰落同时。感谢这些年轻的独立电影人，过去的20年成为中国电影有趣而多产的一段时间：它也是30年代以来最具革命性、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让我们看看这些革新吧：

　　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数十年来都在生产影片，但是实际上，在吴文光，段锦川，王光利等人的创作之前，根本没有真正的中国记录电影。我不清楚是不是张元和王小帅的《妈妈》第一次在中国电影中使用了剧情片段与记录片段的交织，总之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革新。

　　街头现实主义：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接触街头题材。电影制作人直接从最贴近他们生活的环境取材、选取人物，并且如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电影，不加任何情节化、风格化、操纵性的"滤镜"，直接呈现现实。贾樟柯开创了使用长镜头、固定画框的先河，有效地把导演对演员及其环境的人为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并且使角色在环境中得到很好的定位。

　　即兴创作：演员不使用剧本直接进行表演：例如吕乐的《赵先生》。导演们拍摄电影的时候不使用任何剧本，整个电影的建构全在编辑室内完成：例如张元的《北京杂种》以及很多其他优秀作品，包括今年程裕苏的力作《我们害怕》。终于中国电影有可能走出作为"文学艺术"的分类范畴。

　　形式断裂：有幸看过王小帅和娄烨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期间制作的短片都会明白这个概念的意思。在王小帅和娄烨开始制作电影的最开始，他们就打破了传统的电影形式。他们打碎故事的叙述性，割裂剧情的连贯性，甚至肢解了音效和构图。这些革新延续到他们拍摄的一系列电影中--例如《冬天的日子》、《极度寒冷》和《苏州河》中的画外音。而他们在早期开创的手法更得到了何建军在其早期独立完成的作品中的发展。

　　影象本体：暂时借用一下符号学中的一些术语，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长久以来将图像作为能指或者参照物。在传统的中国电影中画面的设计通常是为了蕴含其他更大的意义。而在最近的大多数新导演的电影中，影象只是一个所指。它通常只是一副视觉作品，你看到的画面只代表这画面本身。

　　这个关于种种革新的单子可以继续列下去，但是新电影的实际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这个意义就在于一点：让我为之狂热的东西却可能让你嗤之以鼻，反之亦然。然而我们可以很客观地说一个电影工业能够从根本上改造自己永远是件好事。这个意义曾经体现在1959-60年的法国；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德国；80年代早期的台湾；90年代的韩国；现在他正在出现于中国。

　　让我们坦率一些：我们面临的问题数不胜数，主要体现在资金和发行的困难上。即使是最非商业性的影片制作人也不可能在不能在市场上收回本钱的情况下筹得电影制作的投资。而最敬业的电影制作人也不可能在无法与自己的观众沟通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同时，国家电影工业的崩溃也带来了一些令人开心的理由。中国已经加入WTO，不久中国剩余的电影院里将充斥美国的电影--实际上个体音像店里面早就如此了。这将加速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同步化，好莱坞通过多厅影院成为不可动摇的霸主。但是，商业化为基础的好莱坞主流电影工业的侧面打开着另一扇大门，接纳替代产品。这些产品在好莱坞的阴影下永远是另类的，但各种销售结果却显示其需求量长久不衰，甚至可能部分增长。那么非好莱坞的电影人如何接近这批观众呢？我的设想是他们应该更多的通过录影带而不是电影院影片发行的渠道来达到这点。所以我建议独立电影制作人因该直接制作自己的VCD或者DVD，并把它们直接销售给观众。

　　迟早我们会看到一个全球的电影制作、发行网络生产着所有类型的另类、独立的电影和录影带。也许这些网络会成为新的霸主，和现在的电影工业一样被作为主流商业化电影而受到挑战，质疑。同时，中国新电影也从它现在的"犯忌"状态中受益颇丰，不仅仅因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电影受到禁映或查禁的时候，往往会更加优秀；就像张元的《东宫西宫》中所反映的，这种情况实际上要更加复杂很多。

　　《东宫西宫》讲的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警察逮捕、审问一个年轻男同性恋者的故事。在审讯过程中，年轻人叙述了自己过去一系列的性故事，它们是以倒叙的顺序衔接在一起的。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他过去的几个"同志"实际上都是由扮演警察的胡军所扮演的。这个年轻人的供词并不是对自己过去的招供，而是对于那个警察的隐藏在心中的欲望。

　　目前，中国的独立电影制作人以法律的眼光看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处于同性恋状态(这也是使张元拍摄《东宫西宫》的原因之一)。影片里的男人打破法律，努力去诱惑一个执法者，而电影本身也打破另一种约束，张元也在努力去诱惑……谁呢？也许影片可以在张元纯粹的隐喻中找到自己的根本价值。指出这些并不是要赞赏绑住当今中国电影人包括本书中提到的大部分导演的锁链，而是要说明目前迫使这些电影人窥探自己内心深处的艰难处境。这，也就是他们的作品如此革新、如此有意义的最终原因。

下午1点30份到电影频道审片。

晚饭6点和北京凉粉一起在沸腾鱼乡吃饭，大家录VCR祝福靓颖的FP销量冲破50万大关。因为有事提前告辞。

晚上8点和黄鸥在中粮广场的音乐会咖啡会见来自日本的后藤典子小姐。她在东京看到《我的摄影机不撒谎》，非常喜欢，她想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因为姜文，贾樟柯对日本观众来说也是很熟悉的。

典子认真的态度让我和黄鸥很感动,我们同意授权给她翻译.

她还送了一盒巧克力和一本书给我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于2002年出版，一上市就在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成为亚军，而且连续多周位居前五。

《 南 方 周 末 》更是破天荒的用了两个大的整的版面来介绍这本书。

非常感谢当时还在《 南 方 周 末 》的李 多 钰。无疑需要魄力和勇气。

我和黄鸥，王小帅，王超，贾樟柯分别参加了在北大，藏酷举行的签售活动。场面都很热烈.

该书大致印刷了三次，每次都在万数以上，电影学院和其他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都很喜欢这本书。由于当时出这个书的公司已经因别的原因解散,至今已经很难买到这本书。

不过请大家放心，已经有不少的出版社跟我和黄鸥联系，争取今年秋天能以新版出版《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以回报喜欢这本书的读者

http://eladies.sina.com.cn/mt/2006/0313/1711234027.html

主持人很友善.我也很开心.因为很自信.

去新浪聊天带去了宝宝,远涛,洪安,晓晨,全国包括海外的很多同志给李老师的问候,有的希望叫她妈妈，有的希望叫她大姐.

还代大家送了鲜花和巧克力给李老师.

鲜花的卡片上写的是 全中国同志祝李老师身体健康,快乐幸福!

没想到，李老师接过鲜花之后.热泪盈眶,聊天出现了暂时的中断.

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想想那些还在继续攻击同志,并且散布歧视言论的人,你们真的应该收手了.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作为一名伟大的女性,李老师为中国的同志人群付出的太多太多........

她要忍受着偏见,漫骂,

可是她也同样应该感到宽慰,全中国的同志们都会坚定的支持她.